殘害「姐妹花」 兇手為什麼能改判死緩?-www.thaiboxinghk.com

殘害「姐妹花」 兇手為什麼能改判死緩?

  金語良言

  本案二審對被告人從輕處罰,在某種意義上便是踐行修復性司法的具體體現。

  據報道,2016年1月15日凌晨4時許,原陝西救援支隊隊長聶李強在一小區門外等人時,遇到兩名14歲和16歲的女孩回家,遂起性侵的歹念,並用榔頭猛擊兩女孩頭部,且對一名還在掙扎的女孩實施猥褻後逃離現場。事後,姐姐經搶救無效死亡,妹妹經鑑定屬重傷。

  2016年12月5日,西安中院對聶李強案公開審判,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聶李強死刑。後聶提起上訴。2018年1月20日,陝西省高院做出了終審判決,撤銷原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聶李強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由於聶李強屬於累犯,對其限制減刑。

  改判死緩因賠償影響了量刑

  根據《刑法》規定,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2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因此,陝西省高院的終審判決比原審要輕,犯罪人一般可免於死刑。又據《刑法》規定,對故意殺人罪和強姦致人重傷、死亡的,均應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死刑確實不是唯一的選擇,所以,陝西省高院的改判似乎於法有據。然而,面對如此慘重的後果,這樣的免死改判理由何在呢?

  據了解,陝西省高院對該案的民事賠償部分進行了「背對背」調解,最終聶李強家屬答應賠償受害者家屬90萬元,並且已將賠償款上交到了法院。但是,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故意殺人和強姦致死等案件不屬於刑事和解的範圍,而顯然,促使高院改判的正是被告方對被害者進行了民事賠償。賠償影響到量刑顯然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

  追尋法律的淵源,賠償的正義實質上是一種衡平救濟措施,旨在使被害人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還原他們耗損的財產。在英美國家早就存在「被害人——罪犯和解」的模式,即給自願和解的被害人與罪犯提供會見的機會。在會見中,被害方告知犯罪對其身體、感情、財產等方面的損害,參與賠償方案的制訂,而罪犯能夠得知其罪行給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向對方賠禮道歉,亦參與到賠償中來。

  賠償作為美國聯邦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已經存在一個世紀之久,可能還更早。美國國會在1916年明確授權給法院,允許其判處罪犯緩刑,通過判處緩刑,法院有權要求緩刑犯支付一定數量的罰金,賠償或彌補被害方因其罪行而遭受到的損失。美國國會通過了《1996年被害人強制賠償法》,將強制賠償被害人作為絕大多數暴力犯罪的定罪因素確定了下來,從而確立現行的聯邦刑事賠償制度。

  刑事賠償制度還離不開改造罪犯的目的。一些關於賠償與再犯關係的研究表明:罪犯賠得越多,犯新罪的可能性就越小。美國國會對通過《1996年被害人強制賠償法》做出了這樣的解釋:確保犯罪被害人,他們收到的賠償額是恰當的,以及確保罪犯認識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所造成的損害,從而向被害人和社會賠付刑事債務。在這個意義上,刑事賠償制度實際上是一種修復性刑事司法機制。

  刑事賠償決不等於「花錢買刑」

  刑罰輕緩化是世界刑事法治的發展趨勢,作為犯罪與刑罰連接的紐帶——刑事責任也發生了「異化」,修復性刑事責任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加害人在犯罪後主動認罪,自願對被害者進行積極賠償,修補被破壞的社會關係,就可以被從輕,甚至減輕、免除處罰。本案二審對被告人從輕處罰在某種意義上便是踐行修復性司法的具體體現。

  不過,刑事賠償決不等於「花錢買刑」。犯罪人的主觀惡性也是刑罰裁量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對於主觀惡性大,死不認罪悔罪的犯罪分子,即便能夠賠償,取得受害家屬的諒解,未必能從輕處罰。刑事賠償不能成為逃避懲罰的「暗渠」。

  當然,本案二審改判死緩還在於我國長期堅持少殺慎殺的刑事政策。我國刑法雖然保留了死刑,但對死刑一直秉承嚴格限制的適用原則。消滅一個生命,並不能使得另一個生命復活;接受賠償的寬恕,至少可能彌補一個破碎的家庭。

  □金澤剛(同濟大學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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