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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迪:中日互信出現「代際斷崖」,怎麽破

原標題:劉迪:中日互信出現「代際斷崖」,怎麽破

  日中協會理事長白西紳一郎先生今年10月辭世,令人扼腕。這些年來,兩國關係深陷危困,但不論在任何場合,他都是現代中國的堅定理解者。在今天,不論中國或日本,都急需他這樣兩種文化的溝通者。今天以及未來,如何理解、繼承他以及那些「掘井人」,這需要我們用心去做。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友好團體聯結了中日兩國。日中友好運動成為超越黨派、超越意識形態的國民運動。正因如此,這一運動才能持久紮根日本社會。那個時代,日本民眾普遍心存一樸素信念,即「日中不再戰」。這是推動這個運動的最低綱領,對兩國乃至國際社會來說,這也是神聖綱領。

  今天,中日均缺乏上世紀50年代卡裏斯瑪那樣的民間運動領袖。在那個時代,往返東京北京間,需要幾天。但那些民間領袖,不顧千辛萬苦,為兩國友好搭橋。與那個時代相比,1972年後中日間已簽署了四份文件,但為何這些製度卻無法阻止兩國關係滑坡?古訓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不能僅靠紙上的東西,而應讓其注入鮮活的內涵。

  中日的相互理解,得益於那些熱情洋溢踐行使命的人。上世紀80年代,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留下的美好感動至今仍在日本社會延續。當年負責接待他們的中方人員,此後在各自領域為中日交流做出貢獻。今天,如何找回30餘年前的感動?中日友好,如何獲得千萬具有熱忱的年輕一代?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經濟關係高速發展,但那些「掘井人」開始相繼離去,中日互信遭「代際斷崖」。

  中日近代國家建設過程中,分別形成一種曆史情結,至今仍在影響各自對外政策。日本對華「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曆史上首次確立了對華強勢地位及優越感,成為此後日本國家統合的近代化資源。這種資源至今仍或明或暗影響到今日的日本對華政策或社會心理。同樣,中國在抗戰時期實現民族團結一致對外,成功將這種民族成功的體驗融入國家建設過程。

  本來這種曆史情結,在上世紀50年代通過強大的國民運動以及擁有遠見的政治家的推動得以調控。但最近數十年間中國恢複曆史大國地位的進程、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以及國際格局變化的背景因素,造成雙方交流、調控斷裂。中日無法徹底消除有關領土、曆史認識導致的對立,卻有可能通過交流,求大同,存大異,管控對立。

  然而,目前日本年輕一代缺乏對華關心。冷戰後的教育深刻影響了日本年輕一代的中國觀。日本知識界依據新的範式解讀中國。兩國媒體人多在上世紀90年代接受教育,他們與上一代截然不同。我們無法輕視彼此的這種認知鴻溝。

  今天中日交流,民間走在政府前麵。大量中國普通市民走出國門來到日本,他們是觀察者、交流者,他們不但看風景,也渴望體驗,喜愛交流。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如何把觀光與促進中日理解結合起來?如何促進停滯不前的日本觀光者訪華,這也是雙方共同的課題。

  兩個國家對立的背後,有民族主義因素。我們無法消滅民族主義,但應在承認其存在的前提下,超越其負麵影響。上世紀50年代,中方邀請許多日方人士訪華,不論其政治觀點。這種交流遺產仍值得繼承。在缺乏交流渠道的時代,兩國建立了一些交流機構,如何尋找新定位,這些機構正在不斷摸索。讓眾多年輕人加入其中,才是永葆青春的力量。

  我們身處的國際社會主體,仍是國民國家。在國民國家的框架下,知識體係成為國家知識,知識人成為隸屬於國家的知識人。國際政治學者往往首先成為民族主義者。今天,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我們應怎樣對待「國家利益」「國民利益」?

  人們知道,即使在兩國關係險惡時,中日環境研究者的交流仍比較順暢。這是因為雙方有着共同目標。我也知道,日本有個木琴學習團體,常年堅持與中國木琴學習團體交流。

  我們總要想些辦法,拯救正在遠逝的理想。這代人老了,還有下一代。中日政府都十分重視青少年交流,撥出專款用於這類交流。目前這種「青少年交流」常被委託給民間機構。如何能讓青年交流從一種「項目」轉為持久的民間交流製度?是否可把這種交流下放到高中,搞成一種修學製度?

  回顧曆史,中國古代的「士」依據普遍「共同知」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在東方世界,他們的知識框架是共通的。在牽涉國家利益衝突時,他們會依據普遍原則以及人類共同利益提出目標,製定解決方案。這是因為知識人有祖國,但他們依據真理的行動無國界。

  這些年,兩國政府關係停滯時,民間交流也受影響。我們是否可設想,假如兩國民間人、知識人跨越國界,建立許許多多穩定的交流渠道,甚至建立許許多多不同專業領域的「市民共同體」「知識共同體」,那麽這種跨越國界的「市民共同體」「知識共同體」,將很可能成為穩定兩國關係的「碇石」。中日必須超越「戰略互疑」。在新的曆史時期,中日需要以高度熱忱推進相互理解進程的新領袖,需要構築許許多多「市民共同體」與「知識共同體」。

  很多年前,時任早稻田大學教授的依田憙家曾提議建一所「日中友好大學」,獲得許多響應。我曾對周圍的日本教授提起這個設想,他們反應熱烈。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在這個條約簽訂後,近兩代人成長起來。今後,我們還要繼續讓和平在兩國間一代代維係下去,人才不可或缺。為此,兩國能否為中日,為亞洲,建一所「亞洲和平大學」呢?(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學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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