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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誌強:我說話非常嚴謹 我十年預測房價都很準

鳳凰網財經訊 2017年12月2日-3日,以「決策與市場」為主題的第六屆鳳凰網財經峰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邀請到政商學等各界嘉賓,圍繞十九大後中國經濟改革、金融和產業發展方向等議題進行探討。

任誌強在峰會上表示:「我沒有學曆,隻是上的在職研究生班,我說話非常嚴謹,我預測房價十年啦都很準。」

以下是於盈對話任誌強原文:

於盈:在座我想問一下有不認識或者不知道任誌強的嗎?舉手,沒有。任總的知名度非常的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實任總,其實是人民大學的時候是法律的碩士,但是感覺法律一般律師說話都是比較嚴謹的。但是任總您說話有點激進,不是特別的嚴謹。想問一下您一直都是這樣的嗎?

任誌強:首先糾正你的錯誤,我不是法律的碩士,我是在職研究生,因為我沒有學曆,填這個表的時候是有巨大差別的,碩士是一定要拿到文憑,在職研究生是不給你發文憑的,你隻是上了課,參加了學習,但是沒有給你這個碩士學位。這是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錯誤,他說我說話不嚴謹,我覺得我說話非常嚴謹。我要嚴謹我怎麽能預測十年的房價都預測對了呢?

於盈:您一張嘴別人就說您是放炮。

任誌強:這是因為別人不敢放炮。如果所有人都敢說真話的話,我就不算什麽東西了。如果大家都不敢說真話,突然發現有一個人說了真話的時候,他就覺得這個人是個大炮。要是所有人都說真話,怎麽會有這事兒呢?我覺得你們在座的各位,當你們教育孩子的時候,你是告訴他說假話還是說真話呀,你一定對你的孩子說別撒謊,說真話。為什麽你們在社會上說話的時候都得說假的,不說真的呢?我看着挺煩的。我覺得說真話是非常重要的。

於盈:當然說真話重要,但是在中國的文化裏麵的話,一直都是自古以來都有內斂的文化,就是做高調,好像做人做事說話高調的話,很多人都沒有得到特別好的下場,有些人不說假話,但是選擇不說話,您一直選擇說話,您覺得您在說的過程當中得到了什麽,又失去了什麽呢?

任誌強:我很長時間不讓我說話,你們寫鳳凰新聞,你要老不說話,你還叫新聞嗎?我看你們上頭寫了一個大題目,叫「決策與市場」,我覺得這都說傻話。這個倒過來呀,市場決定了決策呀,而不是你決策決定了市場,你決定不了市場,你別搞錯了。

開了一天的會,我發現你們怎麽都沒看出來這是個錯的東西。

於盈:所以才等您最後來畫龍點睛了。

任誌強:我聽了一個尾巴,上一輪的好幾位我也不知道他們講的主題是什麽,但是我聽到了一個,你至少要掌握信息,如果沒有信息的話,你是做不了決策的,企業家是幹什麽的?企業家就是要分析和掌握信息的人,這是機械人替代不了的。否則機械人都當企業家了。這是絕對不可能被替代的東西,就是因為他要決策,這個決策來自於什麽呢?來自於市場信息。

如果我們市場的信息都是假的,機械人一定做出一個錯誤的判斷。但是如果市場的訊息是假的,不一定企業家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因為企業家在一線服務的時候,他會了解更多和新聞報道不一樣的信息,因此他做決策的時候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去研究,真實的世界是怎麽回事。所以他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我們今天不談房地產,但是我們知道房地產的信息很多是假的信息,如果你根據現在已經統計公佈的信息去做決策,你可能就做了一個假的決策,這就是機械人容易犯的錯誤。但是如果你在第一線你會了解很多真實的信息,你就知道為什麽那個公佈的信息是假的,你就會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

核心的問題在於機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再怎麽智能的機器,它隻能替代叫什麽端的人口,然後剩下的決策得靠人,沒有人做重要的決策的話,這個判斷是不可能的。

剛才一位說到銀行的徵信什麽,他隻有一部分數據,另外一部分數據他是拿不到的,這誰能拿到,企業家能拿到,因為企業家在第一線最了解情況,所以他可以拿到很多靠官方的統計數據,靠計算機係統得不到的數據,因此他才能做出一個更加正確的判斷。所以我們看到大部分決策都是政府政策錯誤,大部分的決策都沒有讓企業的決策錯了。比如說一個縣的縣長說,今年我們全縣都種大白菜,老農民告訴我絕不能聽縣長的,種的都是大白菜都賠了,你們想想事實是不是這樣?結果沒種大白菜的人發了大財就因為他用自己的思維在做決策,而不是按照上麵說什麽我就做什麽決策,他才能在市場中掌握最靈敏的信息,然後讓自己從中受益。千萬可別聽他這個,決策與市場就是顛倒黑白呀。

於盈:這個也是導致一種不平等,因為信息其實是不對稱的,好像剛才上一場也有說到,您處於社會不同的位置,你可以收集的信息的量就決定了你的決策的好壞。

任誌強:你說的對。

於盈:終於受到了一回的肯定。

任誌強:你如果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差異,你就應該掌握全球性的信息,如果你隻做局部性的信息,你就了解你局部信息就夠了,比如我作為縣城開發商,我就要研究我縣城人們的居住需求怎麽樣就夠了,我管你中國怎麽樣,我管你美國怎麽樣,和我沒有關係,因為我做的就是局部。

但是如果你們就像剛才那場說的金融,這錢今天跑美國,明天跑歐洲,24小時都在轉悠,那你就不能掌握一個局部信息,你得掌握一個更廣泛的信息,你睡着覺呢,醒來沒有錢了,那個匯率差的很大了。

因此企業家做決策的時候是根據自己所需,比如創新,什麽都得創新嗎?我覺得大米永遠是大米,你不能把大米用個新的東西把它替代了,不吃大米飯了,做不了。所以你作為一個企業家,要創新的是發展模式,比如我這個大米可能做出大米麵的東西,我也可能做出其他東西,你有很多生產方式可能是新的,但是大米就是大米。作為一個企業家,特別是成熟企業家,不是所有的東西必須是新的才能贏,舊的產業改不了,吃大米還得吃大米,磨麵粉還得磨麵粉,做麵包還得做麵包,但是麵包口味可以是新的,不一定老是黑麵包,老是一個味道,不一定。

所以創新不要搞錯了,不要以為創新就是舊的東西不能賣了,一定要賣新的東西,我們穿衣服不還是棉紡、絲綢的嗎,化紡的再好也不如棉紡的舒服,一樣的道理,老的東西不一定都得扔了,如果都扔了,人可能不活了。所以對信息的判斷,你得看擱到一個什麽樣的環境、背景和範圍之內去討論什麽樣的信息如何如何,這對在座的可能有所啟發。

於盈:你說的大米不變,衣服不變,但是種植大米的方式變了,可能效率提高了,可能製作衣服的方式變了,效率提高了,那個是不是也是創新?

任誌強:所以我剛才說了,你可以把大米做成大米麵的東西,也可以做成蛋糕,這都可以創新,但是大米沒有變。所以我們做企業的時候,特別是企業家,作為一個企業家,你要做什麽東西,你自己要很清楚,所以根據市場進行判斷的時候,你得知道你的東西是不是會永久存下去,如果它不能永久存下去,它可能明天就沒了,最簡單的就是BP機,沒過幾年就被替代了,因為很可能有很多東西可以把它替代。

拿大米舉個例子,因為大米很難被取代,雞蛋到現在被人替代了呢?牛肉也沒有被替代,但是牛肉可以有澳大利亞的牛肉,美國的牛肉,和其他地區的牛肉,牛肉本身並沒有被替代,所以新和舊要比較的來看,根據市場做調整,而不是盲目的認為新的好,把牛殺光了,你用烏鴉肉替代牛肉?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用新和舊來衡量。

於盈:所以作為一個企業家來說,您是站在第一線,確實掌握的信息是比普通老百姓多很多,那您是不是把分享這方麵的信息和決策作為您的責任呢?

任誌強:中國的企業家和國際上的企業家不一樣,從國際上來說企業家可能好幾代,比如我們說洛克菲洛,到現在第五代第六代,為什麽?因為他的製度沒有發生中斷。中國應該說剛剛開始有企業家,因為中國剛剛開始有私有產權,在計劃經濟和公有製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企業家,因為沒有一樣東西是屬於你的,所以中國一直到1979年改革之前的經濟發展是非常非常落後的,1949年的時候,中國的GDP是日本GDP的2.5倍,但到了1979年計劃經濟給我們造成的結果是日本的GDP是中國GDP的4倍,從原來低於我們的2.5倍,變成比我們多4倍,可想而知中國的計劃經濟和公有製造成的結果是巨大的損失,中國人民太慘了,浪費了30年的時間。我們哪一年才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呢?2015年,終於有了改革開放,我們有了這麽多年的發展,於是到了2015年中國的GDP又變成了日本GDP的2.5倍。同時,1979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GDP從1949年4個人頂日本一個人變成38.9人頂日本1個人,終於在2015年我們回到了4個人頂日本1個人的GDP了。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前30年消滅了企業家的一個結果,中國怎麽會浪費60年的時間才和日本又保持了1949年的GDP水平呢?

那麽我們的第一代企業家從哪兒來的呢?嚴格的說起來,應該說從承包製來的,承包製起到了什麽作用呢?在中國共產黨不改變公有製的基礎情況下,允許你拿生育的利潤,叫承包製,所以農民用承包製的辦法把公糧交上來一部分,剩餘的歸自己,工廠有了工廠承包製,你完成了任務,比如300萬的任務完成了,多完成的10萬你拿了,這叫承包製。

這個時候有真正的企業家嗎?也不會,因為你沒有自由產權保護,明天看你掙了就改規則,你完成300萬不行,你得完成310萬,就是沒有產權保護,為什麽?因為那財產不歸你所有,你是承包的,你是利用的。

那我們第二代的企業家說起來是1984年城市改革,從農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轉移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批民營企業,那個時候的民營企業是按照馬克思的辦法,一個人雇傭不能超過7個人,否則就抓起來,那你怎麽會有企業家呢?企業家來自於大規模的集中化生產,市場化生產,要雇很多很多人,然後效益大大提高,流水線什麽這個那樣,這才會有企業家,否則都是小作坊,7個人不就是小作坊呢,怎麽有企業家呢。那個時候我們有了一批,但是也不是真正的企業家,為什麽?因為產權仍然不歸自己。

1984年之後,鄧小平終於說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提出可以由萬元戶,由先富帶動後富,這個時候有了私有產權保護,有了企業家,中間又出現了一些變故,1992年又有一個南巡講話,因為我們看到大部分現在的企業家是1984年到1992之間,特別是1992年之後,因為有了私有產權,因為有了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我們才開始有了企業家群體的出現。

到今天為止,如果政治上的問題不解決了,企業家群體是支撐不下去的,如果在「十九大」之前我們用專門出了文件要改善企業家生存環境呢?出這個文件就說明以前太差了,要不差中央出這個文件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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